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詞中響亮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偉大旗幟的指引下，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
一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場革命，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此后，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到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其間近四年，我們黨開創性地做了大量“盡管是有風險的”，但卻是“很重要的必須做的”工作，使我們國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為黨的十二大的召開奠定了良好基礎、作出了重要準備。
第一，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勝利完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不可少的條件和保證。在思想政治方面，經過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思想理論問題的討論，我們黨已經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與此同時，我們黨本著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加快了對冤假錯案的復查平反工作。從“摘帽”到恢復勞動者身份，從制定落實各方面政策到培養現代化建設人才，我們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多方面調整關系，極大地維護了全國的安定和團結。
但同時，我們黨也發現了一些值得警覺的問題：有人教條式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平反冤假錯案等方針政策不理解甚至抵觸;也有人拿黨糾正自身錯誤做文章，打著所謂“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從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以上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必將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對此，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為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劃定了政治底線。
為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黨中央決定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進行重新認識，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初步總結了黨在新中國成立后30年的歷史經驗。此后不久，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在1981年6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得以通過。《決議》首先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正確的結論，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對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二，有效調整國民經濟，開啟并有步驟地推進改革開放。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調整主要針對國民經濟中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積累與消費等重大關系比例失調的問題，特別強調經濟發展一定要從中國國情出發，要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還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反復論證、講求實效，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到1982年底，國民經濟扭轉了重大比例失調造成的不穩定狀態，經濟形勢得到比較迅速的好轉。
對國民經濟調整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探索改革的過程。改革，率先在農村取得突破。1978年冬夜，由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18戶村民簽署的“大包干生死狀”，拉開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序幕。隨后，很多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也都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但此時，卻有人對包產到戶產生了質疑，認為這樣會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對此，1980年5月，鄧小平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指出：“‘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9月，黨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并要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在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各種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猛發展，到1982年達到了全國生產隊總數的86.7%，比1980年增加36.7個百分點。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從一場打破“鐵飯碗”的嘗試開始。1978年7月，廣東清遠氮肥廠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拿出5萬元設立綜合獎并和產量掛鉤，按照多勞多得分配給工人。這樣一來，第二年廠子就扭虧為盈，產能大幅度提升。這一做法，后來被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總結為“清遠經驗”，對國營工業企業管理體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79年4月，黨中央決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型國營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試點，到1980年6月，全國試點企業擴大到6600家。此后，在總結前期經驗的基礎上，從中央到地方，逐步把改革試點推向經濟責任制和財政體制等方面，具體包括：從1980年起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多收可以多支的新財政體制;初步展開以建立多渠道、少環節、產銷結合為目標的商業流通體制改革;從1981年起，選擇中小城市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驗;等等。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起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逐步走上正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這是黨中央認真總結和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而得出的重要結論。以此為共識，一場以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使以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開始起步。
這一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頭戲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鄧小平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這個講話，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明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1982年2月，黨中央作出《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就此，一批經過考驗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領導崗位。通過逐步調整、整頓、加強黨和國家各級領導班子，黨和國家各級組織的領導權已經基本上掌握在忠于黨和人民的干部手中。
二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于是，召開黨的十二大，便被提到日程上來。黨的十二大，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此，中共中央非常重視，籌備工作前后經歷了兩年多的時間。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指出：全國各族人民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偉大實踐，現在向我們黨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時機地加以迅速解決的重大問題，包括確定國民經濟發展的遠景規劃，確定適合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經濟體制，確定適合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教育計劃和教育體制。隨著國內形勢的轉變，國家政治生活和黨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思想上理論上的一些重要問題，也需要作相應的解決，以利于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的發展和鞏固，以利于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為了解決這些迫切的問題，都要求中央委員會提前召開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一致通過決定，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的具體時間，由中央政治局決定。十一屆五中全會還對十二大的主要議程、代表名額和分配原則、產生辦法等問題作了規定。此后，黨的十二大的準備工作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
一是在各級黨組織的高度重視下，完成出席黨的十二大代表的選舉工作。根據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規定，黨的十二大代表名額為1600人。1980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關于十二大代表選舉工作的幾點意見》，要求參加十二大的代表要在召開縣、市、州黨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基礎上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產生，代表選舉工作要在11月底完成。《意見》還對各方面代表應占比例，包括性別、年齡和專業比例及民族等提出具體要求。政治局會議還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決定》，這是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和逐步更新領導班子的一個重要步驟。
1980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開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談會，指出，要選出真正合格的黨代表，就要充分醞釀，真正征得廣大黨員的同意，不要少數人“圈定”;名單沒有什么保密的，要公開提到黨員中去醞釀討論，不要怕變動。經過充分醞釀，代表選舉工作最終于1982年7月底完成。各地黨組織共選出代表1600名，并按比例選出候補代表149人。在全部代表中，青年代表將近40%，各方面專業人員、專家占有相當比重;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38個民族的146名優秀黨員被選為代表。在代表中也有少數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過錯誤、但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為黨作過貢獻的同志。
二是對黨章進行修改。此項工作從1979年冬開始，通過召開座談會、進行實地調研、擬出草稿并多次征求意見進行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在1982年8月6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七中全會上被審議通過。這次全會，對于十二大的籌備來講，同樣非常重要。正是這次全會，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公開宣布，恢復中共八大那樣把自己的代表大會完全公開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好傳統。全會明確了黨的十二大召開的具體時間，審議并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一致決定將這兩個文件提交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會議還討論通過了分別給因年高久病、不再擔任領導職務的劉伯承、蔡暢的致敬信，以全會的名義表達了全黨同志對他們的親切問候和崇高敬意。
1982年8月30日，經過認真籌備，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黨的十二大的三項主要議程，選出了黨的十二大主席團和31人組成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會上提出十二大的任務：對粉碎“四人幫”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現的偉大歷史性轉折作出勝利的總結，同時將確定黨在新時期的宏偉目標和戰斗任務，使我們黨能夠以新的面貌和堅強的戰斗力，率領全國各族人民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而奮斗。
三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有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全國3965萬黨員。鄧小平主持大會開幕式，并致開幕詞。鄧小平致開幕詞之后，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外交和黨的建設等方面，勾畫出了實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偉目標的藍圖。
在開幕詞中，鄧小平通過回顧黨的七大以來的發展歷史，充分闡明了黨的十二大的歷史地位。尤其重要的是，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作了新的理論概括，首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科學命題。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出，解決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走什么道路的問題，由此成為黨和人民始終不渝高高舉起的旗幟。
胡耀邦在《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中，提出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首要的任務是把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繼續推向前進。為此，大會實事求是地確定了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和一系列正確方針。明確提出，1981年到20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把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由此前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改為實現小康，是黨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的一個歷史性決策，點燃了中國人建設富足社會的小康夢，極大增強了中國人建設美好未來的決心和信心。
四
黨的十二大突破了以往對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認識，提出了諸多創新性的理論觀點。比如，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新原則，即“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于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再比如，對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問題作了新的概括，突出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必須同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諸如以上科學論斷，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又一里程碑，不僅解決了現代化建設中的許多重大問題，更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
黨的十二大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集中了全黨的智慧，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繼承發展了七大、八大黨章的優點，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反映了黨的現實生活的要求，為整頓黨的組織和轉變黨的作風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新黨章有了一個內容比較充實的“總綱”，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對中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黨的總任務，對加強黨的建設基本要求，對黨在國家生活中如何正確發揮作用，都作了規定。黨章是共產黨員必須遵守的“第一紀律”。新黨章對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十二大黨章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特別強調：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首次將入黨誓詞載入黨章，要求預備黨員必須面向黨旗進行入黨宣誓。還新增“黨的干部”一章，提出，“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對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思想、知識水平和專業素質提出了比一般黨員更高的要求。
黨的十二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新成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干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重要成果。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新的黨章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它的任務是：“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咨詢;協助中央委員會調查處理某些重要問題;在黨內外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承擔中央委員會委托的其他任務。”通過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黨的十二大順利解決了黨的領導干部新老交替的問題。一大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黨員干部進入中央委員會，擔負起中央的領導工作;一大批德高望重、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從第一線退出，參加了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工作。新同志，老同志，密切合作，接續奮斗。這種獨特的交接班方式，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創舉。
黨的十二大的召開，標志著黨成功地實現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偉大轉變。我們黨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更加明確，黨的建設更能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需要，黨的最高領導層成為更加朝氣蓬勃的戰斗指揮部。中國由此進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的政治軌道，黨的十二大也以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而載入史冊。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7月29日第5版